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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穿越到了古代,怎么才能聽懂古人說的話?


  日常語言影響著個體的思維方式,方言維系了民族的歷史記憶,政治語言決定了國家的現實意識。后浪出版公司最新推出的《南腔北調:在語言中重新發現中國》是一部打破個人思維模式,追尋民族失落歷史,探求家國意識邏輯的挑戰讀者智識邊界之書。作者鄭子寧用一種深入淺出的方式,化門檻與難度極高、向來被目為“絕學”的方言學與歷史語言學為近50個精彩絕倫的故事,把漢語普通話、拼音、方言、古漢語、姓名、稱謂、外語習得等幾乎所有語言與文化的核心問題融會貫通,用具有內在統一性的連貫邏輯,為我們在語言中找到了一個全新的中國。

  帶上一把手槍,一箱子彈,穿越回冷兵器時代建功立業,不知多少人有過這樣的夢想,不少以此為題材的網絡小說長盛不衰。

  不過,適應真正的穿越需要極高的技術含量。即使忽略掉皇阿瑪戴手表、漢朝的椅子、唐朝的西紅柿等細節,穿越更大的問題其實是語言——你們互相聽不懂對方的口音。

  殘酷的事實是:穿越到清朝當格格貝勒貴妃,勉強能夠圓夢;穿越回元明,古人多半會覺得你口音怪異,但還能大致聽懂;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較慘——運氣好點會被當作東國來客,由鴻臚寺接待后送去學習漢語,運氣差的,也許會被當作外國奸細處理。

  一些人會想,那用文言文不就解決了?

  這倒是個方案,不過很難操作——地道的文言文遠非當下受過一般古文教育的中國人能寫出,古人平常更不會用文言文說話。哪怕完美習得了文言的語法詞匯,也只能和小部分人筆談,還是與外國來客無異。

  更有甚者以為粵語是古漢語的活化石,是現代最接近古漢語的方言。所以只要用粵語,那么和古人對話時就能暢通無阻了。

  那么,古人的讀音究竟是怎樣的?如何確定字詞的古音?講粵語真的就可以和古人“無縫銜接”了?

  解釋這些問題,要先從漢語的獨特性質說起。與拼音文字不同,漢字很大程度上獨立于語音——也就是說,語音的改變并不反映在文字上。這一特點不但讓一般人對于語音的變化缺乏意識,為穿越徒增困難,還給研究歷史音變的專家增加了麻煩。古人并沒有留下任何音頻、視頻,現代讀音又受漢語語音復雜的歷史變遷干擾,語言學者怎么就知道現代哪些字詞的發音與古代相同,哪些是不同的呢?

  第一,靠韻書。韻書大體相當于古代的字典,自然要標注讀音。漢語韻書普遍采用反切法:將一個字的聲母和韻母聲調分拆,分別用其他字標注。舉例來說,《大宋重修廣韻》中“東”就被注為“德紅切”——采用“德”的聲母,“紅”的韻母和聲調。當然,要讀懂反切法,必須先知道所用字的讀音,在這點上今人遠遠稱不上清楚明白。不過,對反切注音的整理雖不能直接確立讀音,但能得出當時語音系統的框架。

  第二,靠漢字本身。漢字并非完全獨立于語音,通過對大量形聲字古今聲旁的對比,可以獲得一些線索。如“路”的聲旁為“各”,普通話中兩字的讀音根本就不搭界,但古人會用各作路的聲旁,說明在古代兩字讀音必然接近。

  第三,詩文押韻。海、峙、茂、起、里、志,一眼看去,似乎沒有什么聯系,也幾乎沒有任何一種漢語方言可以使它們的讀音完全押韻。可是在曹操《觀滄海》一詩中,這六字押韻。整理詩詞押韻的變化,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。

  第四,外語和現代方言。外語主要指曾被大量翻譯進漢語的語言,如佛教用語梵語和巴利語。家喻戶曉的夜叉/藥叉來源于梵語yaksa,即可說明當年夜/藥的讀音很可能接近ya或yak,和現代漢語中的讀音不同。

  最后,還有些散見于文獻中,并不系統的描寫。如《呂氏春秋》中,東郭牙觀察到齊桓公口型“呿而不唫”(開而不閉),成功判斷出齊桓公“所言者‘莒’也”,由此將齊桓公和管仲謀劃討伐莒國的事泄露了出去,與之相反的是,今天的普通話呼“莒”的口型甚小。由此可以看出,古書中的類似描述可以幫助人們推斷古音。

  通過以上方法綜合分析,我們可以回溯古代漢語的讀音體系。

  舉例來說:“塔”來自于巴利語thupa,在《廣韻》中為“吐盍切”,一般認為屬于盍韻,而在現代方言粵語中讀作taap,朝鮮漢字音讀作(tap),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塔和同韻母的所有盍韻字(如闔、盍等字)在古代韻母非常有可能均為ap。

  目前,學界普遍以《切韻》《廣韻》等書中記錄的語音作中古漢語基準,復原可信度已經相當之高。

  以此來對照,粵語是否就符合漢字古代的讀音呢?廣東人就可以順利穿越到唐朝,交流無礙?遺憾的是,這是個徹頭徹尾的幻想,沒有一丁點兒可信的成分。

  和現代一樣,古代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語音差別。唐朝時,廣東還屬于中原人眼中的“蠻荒”地區,韓愈被貶至潮州時絕望到寫出了“知汝遠來應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邊”的詩句。它和其他地區,特別是“高大上”的中原口音存在著顯著差別。

  禪宗六祖慧能出生于新州(今廣東新興),他初見五祖弘忍時,弘忍責曰:“汝是嶺南人,又是獦獠,若為堪作佛?”后來慧能拜別弘忍時也自稱:“慧能生在邊處,語音不正,蒙師傳法,今已得悟,只會自性自度。”其實,慧能本籍為河北范陽,家在嶺南不過一兩代人,但是已經“語音不正”,說明至少唐朝中原人氏并不覺得嶺南人講話與自己相同。

  當時真正地位崇高的語音,一向是中原讀書人的口音,尤其是洛陽一帶的口音。

  東晉永嘉南渡后,士大夫誦讀的口音被稱為洛生詠,備受推崇。《顏氏家訓》中談及語音時稱:“榷而量之,獨金陵與洛下耳。”唐宋時期,洛陽讀書人的發音仍然有極高的地位。北宋寇準和丁謂一次談及語音,論及天下語音何處為正,寇準說“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”,丁謂則說“不然,四方皆有方言,唯讀書人然后為正”。到了南宋,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中仍有“中原唯洛陽得天下之中,語音最正”的說法。

  但是即使粵語不是唐朝官話,相對于北方官話,粵語仍真實地保留了不少中原舊音。中唐以后,北方陷入長期戰亂,漢語由中古漢語轉換為近古漢語,唐懿宗時胡曾作《戲妻族語不正》一詩,其內容就生動反映了當時的語音變化。此時,偏居一隅的嶺南卻很少受到北方發生的音變影響。

  南宋朱熹《朱子語類》中有如下評價:“四方聲音多訛,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。蓋彼中地尚中正,自洛中脊來,只是太邊南去,故有些熱。若閩浙則皆邊東南角矣,閩浙聲音尤不正。”可以看出,當時的讀書人認為廣中人繼承了中原洛陽地區的語音,所以“尚好”。

  宋元明清四朝,北方語音變化愈厲,相對而言,嶺南地區更加安定,語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。經濟上的發展,更令曾經的“蠻荒之地”挺起了腰桿,尤其是廣州的發展水平逐漸超越了中原地區,嶺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漸提高,并自視為古中原的繼承者。

  廣州人陳澧在《廣州音說》里面就明確指出“廣州方音合于隋唐韻書切語,為他方所不及者,約有數端”,并舉例論證:廣州話能分陰上陽上陰去陽去,有-m尾,“觥公”“窮瓊”讀音不同等(不過廣州“九”“狗”無別,“呼”“夫”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被選擇性地無視了)。

  由此他提出了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論斷:“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,蓋千余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,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,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。”陳澧可算是以粵語為唐朝官話說法的濫觴了。

  與粵語對中原語音的繼承相比,北方漢語則被認為因為胡化而丟失了自己的傳統。

  多數人并不了解真正胡化的語言是什么樣子。金元時期曾經流行過一種奇怪的漢兒言語,語序近似蒙古語,語法也受阿爾泰語系影響,具有如復數加“每”等與漢語明顯不同的特點。

  元碑中“長生天氣里,大福蔭護助里皇帝圣旨”這種現代看來很拗口的句式,即為漢兒言語的特征,但明朝以后這種語言就逐漸消亡了。實際上語音變化本為常態,雖然北方話由于社會動蕩等原因可能變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,但很難將這些變化盡數歸咎于胡語影響,如入聲在中原的弱化至遲在北宋已經開始,彼時離“金元虜語”還早得很呢。

  所以,想要無縫穿越回唐朝,能講一口流利的粵語恐怕也沒有什么用。(文/鄭子寧)

責任編輯:四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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